广州市民政局近日印发《关于实施“广州市社会组织直接登记”社会创新观察项目的工作方案》，推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。根据《方案》，从5月1日起，广州市将全面铺开社会组织直接登记。去年11月22日，广州市民政局规定从2012年1月1日起，行业协会、异地商会等8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向即民政部门申请登记。现在，是在原有放开的基础上更进一步，即除特殊规定外，社会组织都可以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，无须经相关部门前置审批，也无须找业务主管单位挂靠。

　　社会管理创新是近年广东政治的关键热词。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之一，如何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，扩大社会组织在管理社会中的作用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经过以“坤叔事件”为标志的一系列社会讨论，省内社会组织管理者们经历了一轮思想洗礼，原本僵化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渐渐松动，改革总体上正在一步一步往前推进。

　　对社会组织管理，一直有种刻板思维，即对社会组织必须实行双重管理体制，即一方面要有挂靠的“业务主管单位”，另一方面又要服从民政部门管理。这种思维的根源在于对社会组织的不信任，对民间群体有组织行为的警惕性。此种思维并非政府独有，甚至不少学者乃至民间人士也是这样认为。打破刻板成见需要解放思想。中国早已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封闭社会，政府包管天下显然已经不可能。太多领域政府鞭长莫及，比如针对特殊人群的救助、针对弱势群体的服务；太多方面政府的服务效率远远比不上民间组织，比如在慈善捐助、救灾救济等方面，社会组织往往比政府更专业，更有影响力。这几年，政府在不少社会管理领域越俎代庖所带来的弊病越发明显，而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、服务社会建设方面做出的贡献亦得到普遍承认。社会组织管理必须改革成为政府和民间的共识。

　　现在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，但说改革已经成功还为时太早。原因在于，宽松的登记注册环境仅仅意味着社会组织有更多生长的机会，但社会组织管理却是一门复杂的系统工程。对于很多社会组织来说，并未因为一个身份问题的解决就如释重负。他们虽然已经合法化，但由于社会组织管理的具体条例、法律尚未跟上，他们在现实运作中仍然会遇到各种有形或者无形的壁垒；对于社会组织管理者来说，他们虽然不再像以前一样小心翼翼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但也面临着很大压力。因为社会组织在不断繁育发展的同时，确实也存在鱼龙混杂的情况，监管面和监管难度都在加大，而监管所依据的条例、法律又多数没有升级更新。如何把握监管与培育的边界，亟须一把可以度量的标尺。如果社会组织陷入“一收就死，一放就乱”的循环，那么，社会组织管理可能会走回头路。所以，接下来的社会组织管理改革就应当进入规范化阶段。新的管理条例以及对应的法律应当尽快出台，政府管理部门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方法都应当尽快更新。

从战略意义上说，社会管理改革与经济改革意义相当，但社会管理改革不像经济改革一样有个明确的GDP指标去量化。它需要更多短期内看不出效果的“慢活”和“细活”，需要精到的制度设计和配套的法律法规，同时应当兼顾改革的本土性和改革的渐进性。因此，推进社会管理改革应当打持久战，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顺应现实不断创新。我们已经消除了社会组织管理的观念性障碍，消除了“门槛”，接下来就将进入规范化阶段。这个阶段的考验更大，但大趋势已经明朗，我们要有足够的决心和智慧走下去。